▲成華區保和街辦財務人員彭放的手部特寫
還有一條自上而下的“線”，來自黨建引領社區發展治理的力量。
疫情發生后，成都市、區縣、街鎮、社區四級黨組織聯動，混崗編組第一時間到社區報到，充實基層力量。通常只有四五位工作人員的社區，在疫情高峰期達到六七十人的水平。
以錦江區成龍路街道糧豐社區為例。這里緊鄰交通樞紐成都東站，轄區內共有101個樓棟、131個單元，人口接近6萬人。為了完成全覆蓋入戶排查，區級和街道機關工作人員混崗，與社區共同行動，共分成30個小組，每組兩人，終于拿下了入戶排查工作。
雙線并舉，到應對節后復工返程高峰和海外疫情輸入風險時，成都已對全市4370個城鄉社區、6.37萬個小區（院落）完成了三輪全覆蓋排查。這不僅掌握了疫情防控的主動權，更為后續城市復工復產復市提供了信心保證。
2月2日，大年初九，成都在全國城市中率先復工，為經濟社會快速復蘇贏得先機。其成效顯而易見：在各大城市一季度經濟發展數據中，成都排名上升至全國第六，創下改革開放以來的新高。
有力、有序，成都的疫情防控得到各方肯定。但深究起來，基層為何能聞令而動？社區動員如何做到廣泛精準？這些才是成都“作業”的關鍵之處。
要回答這些問題
必須將時間拉回到2017年
成都市第十三次黨代會召開2個月后
成都在全國首創設立
市委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
開啟城鄉社區發展治理的新路徑
可以說
從那時起
成都就在準備疫情這場大考了
生活城市治理之道
如何精準找到“最后一公里”？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出“熟人社會”，它是中國人曾經熟悉的那個由血緣、地緣維系的社會網絡。在現代社會，越來越大的城市空間里，傳統意義的社區認同感和歸屬感形成的基礎正逐步瓦解。
現代社會就不存在人情味和歸屬感了嗎？顯然不是。走在中國城鎮化之前幾十年的新加坡，是一個多種族、多宗教、多文化交織在一起的多元復雜社會，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新加坡就堅持實施在政府主導下的居民自治的治理模式，實現了社會的有序和活力。
目光移回國內，在共同面臨的城鎮化“下半場”里，哪座城市能為中國率先探索出一條現代化城市的治理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