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一場“逃離硅谷，奔向紐約”在美國西部悄然發生。“硅巷”——這個無邊界的科技產業聚集區，讓高科技企業群搬到紐約市中心的老宅里，卻照樣能迅速成長為經濟重要增長點。與此同時，“逃離硅谷，奔向紐約”也在新一代硅谷人中逐漸流行。
科創空間的植入，高技術企業的流入，創新人才的導入……在華高萊斯國際地產顧問（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李忠看來，紐約的故事證明了“重大創新是確保城市過渡到新階段的機制”，也就是說，把握科技創新，是下一輪城市更新的關鍵。
類似的故事正在國內上演，比如，“北上廣深”的人才正在溢出。在李忠看來，今天有實力接納這四城機遇的，恰好也有四座城：杭州、成都、合肥、寧波。“它們正在用自己不同的先天稟賦、后發追趕，試圖定義出中國下一代科技之城。”
四個城市，四種模式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您提出這四座城市后，大家都非常好奇，為什么是這四座城市？
李忠：這四座城市的選擇其實非常有意思，因為它們的科技發展恰好代表了四種模式——
杭州是城市和科研具備，既因為浙江大學在杭州，同時這里原本也修建發展了相當規模的一批科技園區，人才和產業“優勢”都很明顯。
再看合肥，這座城市的整體發展也許不能與杭州、成都相比，但合肥也有絕對“優勢”：當年，城市爭取來了中國科技大學，這所大學全名中國科學院附屬科學技術大學，首任校長是郭沫若兼任，匯集了嚴濟慈、華羅庚、錢學森、趙忠堯、郭永懷、趙九章等一大批著名科學家。此外，學校創辦少年班、首建研究生院……因此這里的人才能級非常高。
成都的科技發展就非常特別，這里有四川大學、電子科技大學等一批高校，但由于歷史的原因，北京的科技園區在海淀區，四川的科技園區在綿陽。所以人才是成都的優勢，但厚積薄發的科創空間聚集效應，是成都極其需要補足的大短板。
第四種模式是寧波。很多人都會覺得寧波的出現很突兀，比如寧波的大學比起中科大、浙大等來說差很遠，但是有一個背景知識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院士最多的一個省是浙江省，最多的一個市是寧波市，最多的一個區是寧波的鄞州區。也就是說，寧波很早就看到了院士的潛力，到今天鼓勵院士回家鄉做貢獻也就成了它的“優勢”。
“城”與“學”的平衡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所以要打造科技之城，關鍵在于“城”和“學”的發展？
李忠：不能一言蔽之地要求每個城市都要把“城”和“學”做到極致。“城”和“學”可以均衡發展，杭州就因此誕生了阿里巴巴，以及今天一系列“阿里系”的中小企業生態圈。“學”發展得比“城”更好也是可以的，比如寧波的經濟發展速度已經快要追平杭州，關鍵就是杭州是以軟科技為主，而寧波做的是硬科技，因為它有一批院士作為支撐。
合肥的例子更極端，因為這座城市的“學”遠遠大過“城”。但一旦“城”開始追趕，其爆發力就非常強。近年來，合肥為什么在產業上反復“押寶”都能“押”中？因為談判的時候，市長旁邊坐著的可能是個大學教授，懂行的人先拍板了，城市再去發揮商務的功能，這就是非常典型的“學”對“城”的助力作用。
成都的“城”、“學”發展得相對均衡，但是“城”的優勢更加明顯，一個關鍵點就是做好了針對知識分子的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我對成都的印象是“苔痕上階綠，‘綠道’入簾青”，說明城市打造公共空間的前提順應了人的需求，“城”的效應非常明顯。
創新中的選擇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抓住新一輪科技機遇，從這四座城市當前表現看，它們做對了嗎？
李忠：其實不管是“城”還是“學”，關鍵還是通過提供好的居住、工作環境，造就人的聚集。這一點我認可成都“人城產”的創新思維，因為這種思維將“人”提到更重要的位置。
比如，中科大的研究是“曲高和寡”的工作，當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時候，合肥的優勢不明顯，但當高科技是生產力時，合肥的優勢不僅是中科大，還有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超導托卡馬克裝置、量子密鑰分發等實驗室和技術實現，對合肥而言，不僅用“硬核”科技優勢吸納人才，更要“柔軟”的城市本底留住人才。
對成都而言，要根據產業功能區的特質，緊抓金融科技、轉機經濟、科學服務三大產業機遇；在突破新轉變上，要精準把握產業功能區創新需求，即產業創新需求和科技人群需求。比如，成都還需要更多的超算中心，其作用不僅是提升城市算能，將成都變成一塊科技創新的巨大磁場——超級計算中心發揮的作用是基礎性的，它就像“科學家手里的計算機”，除了科學研究，還能吸引更多科研企業，產生合作。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葉燕 鄒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