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金牛區疾控中心，流調員彭斐嫻（右）、張瑩正在準備現場流調前的醫療物資。盧春陽攝
四川在線記者 付真卿 魏馮 攝影 盧春陽
9月4日，入秋后的成都有些許涼意。全市范圍內開展核酸檢測的第3天，街頭一片平靜。而在疫情防控一線，卻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早上9點，位于侯家橋路136號的成都市金牛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大樓，人員上下來往，步履匆匆。輪班交接工作正在進行中，一間辦公室里，流調員彭斐嫻坐到自己的工位上，查看電腦上的交接記錄，她的工作就從這一刻開始。一個班整整24小時。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流調是首要的一環，為一系列后續防控措施提供依據、打下基礎。在本次成都疫情中，流調工作是如何開展的？怎樣排查判定密接和次密接人員？從流調員們一天24小時的工作中，可窺見一斑。
9月4日，金牛區疾控中心流調員彭斐嫻準備去現場開展流調。魏馮 攝
出現場
監控視頻里尋找“面包屑”
讓人有些意外的是，彭斐嫻一天的工作，往往是從未知開始的。“因為你不知道下一個確診病例會出現在哪里。”流調是一個由果求因的過程，確診病例的軌跡只是掉落的第一塊“面包屑”，需要沿著這條軌跡尋找答案。“只能隨時做好準備。”彭斐嫻說。
上午9點過，第一個任務到來。前一天一個確診病例的初步軌跡報告出來了，要到現場核實這份報告，同時排查可能的密接者。彭斐嫻和同事張瑩帶齊裝備，跳上救護車出發。
別看才24歲，彭斐嫻已經有3年的流調經驗，從預防醫學專業畢業后正好趕上新冠疫情。同行的張瑩23歲，剛參加工作不久，這次是從金牛區西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抽調過來支援的。
上午10點17分，目的地抵達，是一個老舊居民小區，確診病例的家就在這里。配合參與流調的金牛區公安分局民警宋東林和同事先到一步。大家一邊討論一邊穿戴，N95口罩、頭套、隔離面罩、隔離衣、鞋套、橡膠手套，防護一絲不茍。如果有必要進入病例所在的樓棟或房間，還得換上防護服。
流調員彭斐嫻正在查看相關人員信息。盧春陽 攝
進入小區后，第一件事是查看病例所在樓棟周邊的監控探頭。在彭斐嫻手頭的初步軌跡報告里，有病例本人和家人自述的在公共區域活動的時間、地點。他們需要根據報告調取相應的監控視頻進行核對，找出同一時間地點的密接者。
監控視頻是現在絕大多數流調工作首要仰仗的軌跡證據。但查看監控卻是一個極其需要耐心、細心的工作，原因有二：
流調員彭斐嫻（右）和張瑩（中）、民警宋東林正在查看監控。魏馮 攝
“首先講述和事實往往有偏差。”彭斐嫻說，確診病例在接受最初的流調時，往往會因為緊張、焦慮等原因記錯自己的軌跡，特別是具體的時間，很多人都記不清。還有的病例會因為各種原因，刻意隱瞞自己的軌跡。最近一個例子是一名學生，據他媽媽講述，孩子去了書店看書。但調取書店的監控就是找不到人，再調查才發現孩子實際上去了奶茶店，邊喝飲料邊玩游戲，“他不敢讓媽媽知道，撒了謊。”彭斐嫻說，類似這樣的偏差會大大增加流調的工作量。
然后就是確定密接者的身份。老小區情況一般會好一些，因為居民更少，鄰居相互間熟識，更容易辨認身份。大型的電梯樓小區情況會復雜許多，密閉的電梯空間會增加密接感染風險，更棘手的是租住戶流動人員多，大家互不相識，要確認密接者的具體身份很困難，這時候公安部門的介入就變得尤為關鍵。“跟3年前相比，現在的流調效率要高出不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多部門協作越來越密切。”彭斐嫻說。
通過監控視頻鎖定了人員，接下來就是密接的判定。這是一項既有標準又很考經驗的工作。在同一個時空里，確診病例和周邊人員是否佩戴口罩，相隔距離相處時間多少等等，都是密接者判定的因素。彭斐嫻仔細地拖動視頻，不時與熟悉情況的社區人員核實情況，一旁的張瑩詳細記錄、拍照取證。
中午12點15分，他們完成報告里所有軌跡的視頻排查，判定了3名密接者。離開前，彭斐嫻又專門詢問小區是否有公廁，快遞投取消殺情況，核實確診病例是否還有其他新的軌跡。
居民正在協助流調人員了解相關信息。盧春陽 攝
12點34分，四人走出小區。彭斐嫻用消毒液把大家噴了個遍。脫下一身裝備，滿頭大汗，“才兩個小時，非常順利了。”接下來，彭斐嫻要趕回疾控中心，完善確診病例的流調報告，并形成密接者的初步報告。
金牛疾控流調人員和民警結束了2個小時的現場流調工作。 魏馮 攝
打電話
磨練話術更磨練心性
在彭斐嫻一幀一幀排查視頻的同時，在金牛區疾控中心4樓的大小會議室、辦公室里，另一群人也在忙碌著。他們每個人手中的工具只有一臺電腦和一部電話。
羅葉是金牛區疾控中心流調組的組長，負責對每天電話流調和現場流調工作的統籌分配。“這兩項工作是互相支撐配合的。”羅葉說，當一個確診病例的消息傳來，對其本人的流調工作一般有3個階段，形成3份報告。其中前兩份報告一般都通過電話流調得來。第一份報告在半小時內完成，用于鎖定人員身份和即時位置，便于立即采取隔離管控措施。第二份報告時限4小時，記錄病例的初步軌跡。報告會交到像彭斐嫻這樣的現場流調人員手中，經過他們現場核對排查后，形成第三份時限24小時的詳細報告。
即使是電話流調，內部也是高度分工協作的。對確診病例的流調由經驗豐富的人員負責，地點會在單獨或少人的辦公室，這是出于保護病例個人隱私信息的需要。依次下來，重點密接者、密接者、次密接者，會由不同的小組人員分工流調。
金牛區疾控中心，兩名流調員正在進行電話流調。盧春陽 攝
流調工作會詳細記錄各類人員的身份信息，核實他們的行動軌跡，提醒他們注意防護，立即向社區報備情況，重要的風險點位會立即交辦到現場流調人員。所有的流調信息最終梳理匯總形成報告，由疾控中心轉交各街道、社區跟進。
下午2點過，4樓最大的一間會議室里，23歲的流調員黃靈秀放下電話，皺著眉頭嘟囔：“他（她）還是不相信我，懷疑我是詐騙。”一旁的同事掩著嘴笑，“比昨天好嘛，聽說昨天那個人還報警了。”“是啊，警察還打電話來核實我的身份。”黃靈秀一副無奈的表情。
當流調如樹狀般進展到次密接這一層，需要排查的人員會呈幾何倍數的放大。這次疫情中， 金牛區疾控中心既有專業流調人員完全不夠，緊急抽調各級醫療機構、金牛區委組織部選調生、公共衛生社會服務崗80多人，其中絕大多數都投入到對次密接者的流調工作中。
“很多人接到電話的第一反應都是不相信，或者說是不愿意相信。”羅葉說，沒有人會愿意接受這樣的事實，這是人之常情，所以各種隱瞞、推脫、質疑，在電話流調中都遇到過，特別是深夜凌晨打出的一些電話，對方接起來就是抱怨、指責，甚至謾罵。遇到有始終不愿意配合的，人員信息會匯總到疾控中心，交由所在地街道社區處理。
“沒辦法，我們只能反復耐心解釋，這些工作必須要做，而且時間緊迫。”羅葉說，做流調工作本身沒有太高的技術含量，最重要的就是負責任和有耐心。這次從外抽調來支援的人員，很多之前都沒有流調工作經驗。從成都市金牛區人民北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來的黃靈秀是一名放射技師。來自成都市金牛區撫琴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王穎，之前是做上門核酸采樣的，一次工作中摔傷了腿，“動不了了，只能來打電話了。”王穎笑著自嘲。還有人并不從事醫衛工作，來自金牛區西安路街道辦投資促進部的劉春陽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團隊中為數不多的男同志，由金牛區委組織部統一抽調支援。
這個50多人組成的臨時流調團隊，大多數人都是90后、95后。年輕氣盛，讓人一度懷疑他們能否勝任電話流調這樣“磨人”的工作。但年輕人自有年輕人的解決辦法，例如桌上擺滿的各種零食，補充能量更紓解情緒。
“絕大多數人都還是很配合，掛電話前還會不停地謝謝我們，這很治愈。”從撫琴社區醫院支援來的張虹說。
白加黑
疫情不止他們便不會停歇
晚上9點半，彭斐嫻在工位上一邊敲著鍵盤，一邊抽空“嗦”了一碗酸辣粉絲。上午出現場讓她錯過了中午食堂的飯點，回來了馬不停蹄寫各種報告，又錯過了晚飯。
敲完最后一頁報告，彭斐嫻伸了伸懶腰，“如果沒有新情況，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但這個“如果”，顯然是小概率事件，她話音剛落，電話就響了。
金牛區疾控中心的電話流調員們。盧春陽 攝
又是兩個點位的現場流調，放下電話，彭斐嫻往應急庫房取裝備，“這一趟回來可能就（凌晨）四五點了。”
晚上11點，大會議室里的通話聲依然此起彼伏，桌上原本滿滿的零食筐，眼見得少了不少零食。“注意防護，謝謝你的配合，再見。”角落里，57歲的流調員劉川放下電話，揉了揉眼睛，他可能是流調組里年齡最大的隊員，從金牛區人民醫院支援前來。今年7月的那次疫情，劉川就曾抽調過來。因為經驗較為豐富，他除了要做電話流調，還被編入“第一梯隊”，隨時準備參與現場流調工作。
旁邊一間辦公室里，金牛區疾控中心傳染病防治科科長楊瓊正在仔細核驗一份份流調報告。她是這些報告上報至成都市疾控中心前的最后一道關口，只要發現絲毫錯漏瑕疵，報告都會被退回補充調查，“她是我們這里唯一沒人換班的人。”羅葉說，疫情之下大家都很辛苦，但只要想想楊瓊，就不會再有怨言，“我們至少還有人能輪換一下。”
在金牛區疾控中心承擔的疫情防控工作中，流調只是其中一環。凌晨燈火通明的大樓里，檢驗科始終處于滾動排班狀態，隨時準備外出采樣。該中心PCR實驗室里的儀器徹夜運轉，這里的工作是核酸檢測。消殺組的隊員“全副武裝”，緊跟在檢驗科采樣小組的腳步后。只有完成采樣和消殺，后續的流調工作才能順利開展。作為流調工作的保障，信息組是疾控中心的“耳目”，隨時與成都市內其它區縣、省內省外的疾控部門保持信息互通共享，因為一個病例的軌跡，往往會跨越多個行政區域。風險區的判定劃定，則是包括疾控中心領導在內的專家組的責任。
9月5日上午，電話流調組的人員結束了通宵工作，準備回家。魏馮 攝
所有這些工作，緊密協同，環環相扣，24小時接著24小時，疫情不止，這些流調隊員便不會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