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址所在位置
銘文磚揭秘漢代“新都城”所在
2021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為配合基建項目建設，在青白江區城廂天府文化古鎮開展考古發掘工作，意外發現了篆書“新都城”銘文的城墻包磚，經過近一年的艱辛發掘，在該遺址清理各類遺跡100余處，時代自戰國晚期延續至近代。
“新都城”包磚
城墻外側發現的“新都城”包磚
矮圈足豆（秦至西漢早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都城”遺址考古現場負責人楊洋介紹，該遺址戰國晚期至秦代遺跡僅發現有灰溝，出土遺物有夾砂紅陶的鼎足、圜底罐、陶釜、矮圈足豆、甕等。西漢至三國時期遺跡有城墻、壕溝、房址、窯址、窯爐、灰坑、灰溝、城市排水系統。其中，夯土城墻為南北走向，目前揭露長度86米，殘高1.6米。城墻自下而上可分為兩個時期，下部為早期城墻，寬15米，殘高約0.8米，修建年代不晚于西漢中期。
南壁地層和城墻夯土剖面
城墻南部剖面
楊洋表示，城墻底部疊壓戰國晚期至秦代灰溝，結合周圍發現的戰國晚期至秦代的遺址和墓地，不排除城墻的修建年代上限可以早至秦代。
兩漢城墻航拍（上為北）
城址城墻走勢
據了解，“新都城”城墻砌筑方式為先在地勢低洼處墊土，平整地面，內側開挖基槽，外側將早期遺跡填平，再在其上采用版筑方式分段分層平夯，逐層加高墻體，部分區域發現有夯窩痕跡，多為圓形，推測可能用木夯具夯筑，每層小夯層厚約15~30厘米；上部為晚期城墻，最寬處10.5米，殘高約0.3米，修建時代為東漢晚期至蜀漢時期，在早期城墻基礎上補筑或増筑，城墻外側底部殘存有“新都城”銘文的包磚，內側則未發現包磚。墻體西部約9.8米處為壕溝，壕溝內側在晚期城墻時期砌磚。出土遺物有瓦當、板瓦、筒瓦等建筑構件，陶罐、陶缽、支釘窯具、鼓風管、銅箭鏃、銅塊、銅矛、鐵塊、鐵鍤等殘件。
佛堂建筑垮塌堆積內出土的北宋天王像
此外，“新都城”唐宋時期的遺跡還有連架式房址、殿堂類建筑基礎、道路、灰坑、灰溝、水井、墓葬等，出土遺物有瓷器有碗、盞、碟、盤、罐、香爐、盤口壺等，陶器有缸、筒瓦、瓦當、壺、度生磚等，石器有天王俑、蓮花座柱礎、獅子等，銅器有銅鏡等。
遺址出土的青銅箭頭
明清至民國時期遺跡有房址、窖藏、排水溝、道路、水井、灰坑等，出土遺物有“城磚”“超記”“雍家廟”銘文磚，鴟吻、青花瓷碗、盞等。
三口鐵鍋內藏著21件龍泉窯瓷器
楊洋介紹，“新都城”遺址出土了西漢時期筒瓦、板瓦等建筑構件，上面裝飾有拍印繩紋，還出土了西漢中晚期至東漢早期的夾砂紅陶鼓風管，應該與鑄鐵手工業遺存相關。
鐵鍋窖藏內瓷器和銅器（明代早期）
遺址內還出土了明代早期21件龍泉窯東區窯址生產的青釉瓷器，器形有高足盤、碗、盤、壺等，有趣的是，這些瓷器都放置在由三口鐵鍋上下扣合的一處窖藏內。
窖藏
該遺址最為重要的文物就是今天正在拓印的“新都城”銘文磚，有的出土于晚期城墻外側底部，有的出土于晚期遺跡內。時間應為東漢晚至蜀漢時期。銘文磚呈長方形，長45.5厘米、寬22.5厘米、厚8.5厘米。寫法可以分為篆書和隸書兩種，不同模翻印，有正書、反書兩種寫法。個別四周有邊框的銘文磚與“綿竹城”磚類似。
漢代“新都城”航拍照片
秦漢“新都城”至今保存“小龜背”城市格局
東晉史學家常璩《華陽國志·蜀志》載：“蜀以成都、廣都、新都為三都，號名城。有金堂山”。但是這幾處城址的地望史料上卻沒有明確的記載。該遺址的發現為尋找新都城的地望明確了方向。
楊洋介紹，“新都城”遺址的發現，將文獻記載（西魏廢帝二年553年置白牟縣）的城廂鎮置縣史提早了700余年，不僅為研究城廂鎮行政區劃沿革提供了實證，同時廓清了以往學界認為的兩漢至三國時期新都縣地望在軍屯鎮的謬誤。“新都城”遺址城內發現的鑄鐵作坊遺存此前僅在蒲江古石山、鐵牛村有發現，可能為熔爐或者炒鋼爐，為研究成都平原兩漢時期的冶煉規模和技術、鼓風設備、金屬加工工藝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
楊洋正在介紹考古發掘新成果
楊洋介紹，秦滅巴蜀后，將蜀國改置為蜀郡，派張儀修筑成都城，張儀新建的成都城，基本仿照京城咸陽的建制，后世稱之為秦城，又作“龜城”。素有“小成都”之稱的城廂古城至今保留完整“龜背”城市格局。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顏勁松表示，“新都城”遺址不僅發現有城墻、壕溝等城市防御設施，更為重要的是發現了數十塊“新都城”銘文的城墻磚，以實物證據明確了城廂鎮在西漢至三國時期為蜀郡、廣漢郡的“新都城”所在地。該遺址為古今重疊性遺址，是城市考古的又一典型遺存，延續時間久，堆積豐富，為研究漢代城址布局提供了重要資料，對發掘成都歷史文化底蘊，弘揚天府文化、彰顯文化自信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