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
2月以來沒有賣出一只蛙，存欄青蛙還需繼續投入資金，養殖戶資金鏈快斷了
4月13日，記者在位于南充市營山縣豐產鄉金竹村六組的養殖場見到了盧平，淺淺的水塘邊上，青蛙密密地趴著，一有人走近就紛紛跳進水中。“看嘛，池子里好多翻肚皮的，最近喂得少，都是餓死的。”
耳邊蛙鳴陣陣，一派寧靜的田園風光，盧平卻覺得吵鬧和焦躁。從2018年開始養蛙，他和合伙人已經投入超過70萬元，就盼著今年迎來收獲。
沒想到形勢突變。2月初起，四川對青蛙養殖場所等全面封控隔離，盧平的養殖場沒有開過門，也沒有一只青蛙銷售出去。一切仿佛被按下“暫停鍵”，但青蛙的生長不會停。2月底，青蛙陸續結束冬眠，隨后產卵、繁殖，張口就要吃。
盧平算了一筆賬，他已經將飼料減半，每天花費也要500元左右，一個月就要1.5萬元。養殖場現有庫存成品蛙1.5萬斤，按照每斤20元的價格計算，價值可達30萬元。“賣不掉，錢回不來，還要繼續往里扔。”艱難地撐了兩個多月，盧平說，資金鏈快要斷了。
記者采訪了省內多名青蛙養殖戶，他們都面臨和盧平一樣的問題。一邊是存欄青蛙積壓，另一邊則是持續不斷的投入。由于養蛙前期投入較大，記者采訪的三家養殖場，都向銀行申請了貸款。盧平和合伙人一共貸款40多萬元，其中30萬元貼息助農貸款需要在9月償還本金，如果不讓養了，可能存在還不上貸款的風險。
盧平所在的營山縣共有461畝青蛙養殖基地，畝均產值約5萬元，年產值超過2000萬元。該縣自然資源和規劃局相關負責人介紹，青蛙養殖項目在當地發展了三四年，已成為地方特色產業之一，不少養殖場都吸納了本村貧困戶務工。盧平的養殖場就聘用了3名貧困戶村民，去年人均工資收入達到7萬元。
在江油市大康鎮水口廟村，稻蛙共生項目不僅是該村的脫貧項目，還是村集體經濟的支柱產業。在江油市人大研究室2019年12月的一篇調研報告中提到，截至2019年12月，水口廟村以嘉沃養殖專業合作社為依托的稻田養蛙產業已流轉土地160畝，177戶533人以土地入股受益，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8戶29人。預計2020年每戶可分紅5649元，人均增收1883元。
對2020年的“預計”顯然已經難以實現。水口廟村黨支部書記、大康鎮嘉沃養殖專業合作社理事長胡海說，通過3年時間才把稻蛙共生項目培育起來。如果不讓養，村集體經濟將受到重創。
等待
蛙農到當地林業、農業部門咨詢，得到的回復均為“等”
青蛙還能不能繼續養殖出售？帶著疑惑，盧平與胡海也曾一次次到當地林業、農業部門咨詢，得到的回復均為一個字：“等”。營山縣自然資源和規劃局相關負責人表示，現在國家也沒說取締養殖，但市場上目前不能流通。
記者采訪的養殖戶都表示希望得到更準確的回復，“如果不讓賣，就明明白白告訴我們，我們再想別的辦法，最好能給點補貼政策幫助我們轉行，現在這樣真的太焦人了。”多名蛙農告訴記者。
政策之所以遲遲難以明確，業內人士分析，主要是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包括國家保護的“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俗稱“三有動物”），按照生態價值，黑斑蛙等本土青蛙就在上述名單之中。但另一方面，黑斑蛙等青蛙的人工養殖已經摸索了25年，黑斑蛙等逐漸成為老百姓的大眾消費食材，“一 刀切”禁售，影響眾多蛙農生計。
以黑斑蛙為例，省農科院水產研究所所長杜軍告訴記者：早在1995年，四川人劉春軍開始嘗試人工馴養野生黑斑蛙，是國內第一張黑斑蛙馴養許可證的持有人。早先青蛙養殖還需要到野外采種苗，現在已經不需要了，都是人工繁殖的后代，吃的也主要是配方飼料。記者聯系到的青蛙銷售商也證實：去年銷售的青蛙種苗就已是人工繁育的第八代。“而且青蛙屬于兩棲動物，與人類親緣較遠，不會產生人蛙共患的疫病。”杜軍說。
如果禁養青蛙，影響的可能不僅僅是蛙農利益。“還可能影響到在農村推廣的‘稻蛙共生’模式。”杜軍進一步解釋：稻田養蛙，是一種生態化的種養方式，青蛙吃掉了稻田里的蟲子，減少了化肥農藥的用量，水稻長勢更好，而且還能提升土地的收益。通過稻田養蛙，每畝的利潤超過1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