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背后的思考
公共場所應提倡使用規范字，避免“高深”的形式主義
對于在公共設施上鋪設過多的做法，多位專家都認為不值得提倡。
“文化墻不是樣子貨，是讓人閱讀的。文化墻建設好，關鍵是內容要精彩、要妥當，或承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或傳承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或展示特色地域文化，但不論是什么內容，一定要讓大眾看得懂，才能起到傳播作用。”在省社科院教授胡光偉看來，類似邛崍部分文化墻這樣，忽略了周邊群眾文化水平，追求“高深”的形式，造成了文化內容“養在墻上人鮮知”，其實也是一種“文化”形式主義，反而讓文化味兒大打折扣。
“大小篆文是比較小眾的文字，公眾場合一般不太使用。”何開鑫說，在公眾場合，一般使用行書、行楷書或行草書。這種大眾比較容易辨認的字體，才能更好傳達字面意思和審美效果。反之，“異體字、繁簡混搭”，最容易對公眾產生誤導，公共場所應大力提倡使用規范字。
還有專家指出，當前社會上出現了一種“過度鼓吹生僻字”的現象，似乎什么東西上生僻字越多，越顯得有文化，這或許也是一種“物以稀為貴”的另類思維。如果只是用生僻字來推廣產品，還尚可理解，但用在面向公眾的文化推廣設施上，并不妥，也不符合《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因為，中國文化并不是用“生僻字”來構建的，生僻字的大量運用也不能真的代表“文化內涵”。
記者采訪后，文星社區對轄區內的文化墻設計進行了修改，目前部分墻體上的篆文被換成簡體字，部分篆文旁增設了說明牌。
延伸調查
多地興起“文化墻”熱，但效果如何主要“拼手氣”？
在邛崍市文星社區文化墻引發爭議的同時，更多的文化墻建設正在推進中。記者走訪調查發現，近年來，出于打造特色社區、推動城市品牌建設等考慮，我省多地都興起了建“文化墻”熱。
在成都市玉林街道片區，記者看到，幾乎每條街上都有文化墻，一條200多米長的小街上，甚至有十多面文化墻；在廣元市旺蒼縣東河鎮、遂寧市船山區正興街社區、射洪市金家鎮等地的不少街道上，也可以看見很多最近半年內新打造的文化墻。在旺蒼縣東河鎮，一名社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周邊都在打造文化墻，我們也喊跟上。”
豐富多彩的文化墻大多美化了環境，“但在這種高熱度中，個別文化墻建設也走入了一些誤區。”有專家認為。
比如為了求“關注”，有的地方文化墻內容“晦澀難懂”；有的地方文化墻卻過于“淺薄”，如邛崍市一所中學的教師宿舍外有一堵文化墻，設計初衷應該是宣傳當地方言文化和土特產等，但墻上卻出現了方言中代表罵人的“蠢人”等詞匯。這一做法，讓周邊居民認為不妥：“這附近經常有娃娃出入，這種罵人的話上墻，容易形成不好導向。”
另一方面，有的文化墻，則出現“同質化”傾向，“好多地方的文化墻，都繪制著花朵、漫畫人物，風格大同小異。”遂寧市一家餐飲店老板楊鈺婕告訴記者，她曾在好幾條街道上看到同一幅梅花圖、臉譜圖，“雷同得連細節都差不多，感覺這種簡單復制沒啥子意思。”
之所以出現這些情況，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是因為當前文化墻建設熱度驟起，卻缺乏必要的統籌和指導。記者走訪發現，全省不同市州，文化墻的建設主體各有不同。屬于社區微更新項目范疇的，由街道或社區自主負責；屬于背街小巷市容環境專項整治的，則由綜合行政執法局來牽頭……
成都市郫都區的一名社區負責人告訴記者，雖然上級部門要求文化墻成為城市文化的展示窗口，但實際工作中，文化墻建設主要“拼手氣”。如果遇上工作人員專業水準高，或者是與其合作的第三方組織實力強，有可能打造出既適合普通大眾審美也有特色的文化墻，但大多數基層單位在建設時，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實驗階段，難免成品有很多不妥之處。
省社科院教授胡光偉指出，要讓文化墻成為城市的一張名片，嚴謹的態度、社會專業組織、文化專家的介入、上級部門的統籌管理都缺一不可。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譚繼和曾參與了成都不少地方的景觀建設與規劃，例如成都春熙路改造等。他認為，要提升文化墻展示水平，或許要從完善文化墻建設機制入手，由政府部門邀請歷史文化專家、環境專家、建筑專家等，共同梳理地方歷史文脈，做好文化設施建設的頂層設計。各個街道、社區以及相關部門在這個頂層設計指導下，再進行自主策劃，或者聯合第三方公司做出符合街道、社區地貌特色和歷史文脈的方案，“比如，成都武侯祠附近的文化墻就是主打三國文化，桐梓林社區的文化墻主打國際時尚文化。要讓文化規劃、文化創意跑在建設前面，這樣才能呈現出個性化、品質化的文化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