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薛維睿
“傳統的看法是，四川古屬西南夷，沒有什么足以稱道的文化，而且蜀道艱難，與中原華夏隔絕不同，四川古史幾乎為一片空白。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好像是一縷曙光，逐漸將這迷茫荒昧的黑暗照亮了。”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曾評價三星堆的發現，并將之與與世界考古學史上特洛伊、尼尼微等著名發現相提并論。
“文化的開放性是所有文明社會的本質特征之一。”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段渝教授，長期致力于古蜀文明的對外交流研究。他認為，從三星堆、金沙遺址出土文物來看，古蜀文明一直是開放包容的。“古蜀文化的來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古代巴蜀的本地文化，也接受了其他外來文明的影響。除了受到中原、長江中游等文化的影響，古蜀文明與世界文明也有著廣泛的聯系。”
1986年，大批海貝在三星堆遺址出土。其中有一種環紋貨貝，被日本學者稱為“子安貝”，大小為虎斑貝的三分之一左右，中間有齒形溝槽。這種海貝既不產于近海地區，更不產于江河湖泊，只產生于印度洋深海水域。
地處內陸盆地的三星堆，為何會出現如此之多的齒貝？段渝認為，三星堆的海貝應該是來源于印度洋北部地區（主要是孟加拉國灣和阿拉伯海之間的地區）。史料記載，印度地區不僅自古富產海貝，印度洋北部還有以齒貝作為貨幣的傳統。
“三星堆并非唯一出土海貝的地區。”段渝表示，云南大理鰲風山墓葬中出土的海貝，年代大約在春秋中期至戰國初期；晉寧石寨山出土的海貝更多達14.9萬枚，年代為戰國末至西漢中葉；此外，云南大理、楚雄、昆明、曲靖等地，以及四川茂縣、西昌等地，都有海貝出土。“將這些出土海貝的地方在地圖上連接起來，正是中國西南與印度地區的古代交通線路——蜀身毒道。”
《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記載，“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入市。”“蜀身毒道”因此得名，“蜀為”四川，“身毒”即印度。這條通道也被稱為南方絲綢之路，以成都為起點，經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從保山等地進入緬甸、印度，再從印度翻山越海抵達中亞，最后直至地中海東岸。
那么，三星堆出土的海貝是由云南各地轉運而來嗎？段渝認為，從蜀身毒道各地出土的海貝來看，三星堆的海貝年代在商代中、晚期，而其他地方最早為春秋時期，相距時間長達千年。因此，三星堆的海貝并非通過云南進入，應該是從印度地區直接進入古蜀。這說明，早在三星堆文化時期，古蜀文明與南亞文明已經有了文化交流。
三星堆出土的海貝數量不少，古蜀人用這些海貝做什么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孫華認為，當時海貝作為珍貴的物件，很可能被古蜀人用作貨幣。“海貝量少，不易得，便于儲存，存放時間較長，同時方便攜帶，容易計量，這些都是能作為貨幣使用的特點。”
與云南出土海貝相似，三星堆的海貝大多背部磨平，形成穿孔，便于若干海貝串系起來。此外，三星堆的海貝出土時，一部分發現于祭祀坑坑底，還有部分發現于青銅容器中，而云南也有發現于青銅貯貝器內的海貝。
段渝說，不少歷史文獻表明，受印度地區影響，云南從漢晉至明清時期，在商道附近均使用貝幣。如《新唐書·南詔傳》中記載，“以增帛及貝市易，貝之大若指，十六枚為一覓。”《馬可波羅游記》里也提到，昆明一帶“用白貝作錢幣，這白貝就是在海中找到的貝殼”，并指出，“這些貝殼不產在這個地方，它們全從印度來的。”
以此推測，處于內陸的成都平原，齒貝的來源和使用都是受印度影響。“對于商代的古蜀人來說，齒貝主要是充當對外貿易的手段，可以說是古蜀王國最高神權政體的 ‘外匯儲備’。”
除了西面的印度洋，三星堆的海貝還來源于東面的南海。這些海貝通過廣東、廣西、貴州，到達四川，“這條道路在漢代是通暢的，往上追溯可到商代。”段渝說，廣東、廣西、貴州等地，現在都未發現商代時期的海貝，這些來自南海的海貝也應該是從南海直接進入。而在廣東和香港地區，都發現了三星堆的牙璋，這說明三星堆文化在當時已經輻射到這些區域。
通過這兩條線路，海貝如何輸送入蜀？對此，學界還沒有答案，“目前關于三星堆與世界文明的交流，都只是學者的科學推測和假說，更多問題還需要等待進一步的考古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