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的玉料，是本地還是外來的？
三人成軍，各有分工。擁有考古文博學科背景的魯昊負責項目的總體方向把控，確定技術路線，也把與博物館、當地村民等方面聯系的工作攬在自己身上；付宛璐以地球化學和珠寶玉石的研究見長，負責設計實驗方法；柴珺則是在地質學和幾何形態學方面研究見長，負責高精尖儀器的操作執行和玉器測量后的數字分析。
今年3月份，團隊建起來了，魯昊即刻帶領團隊成員開始了下一步實地研究的計劃。
三星堆遺址出土了如此大量精美的玉石器，這些玉石原料到底是從哪兒來的？究竟在三星堆附近有沒有重要的玉石料產區？這對未來三星堆玉石器的溯源問題很關鍵，也成為魯昊團隊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
“我們得先找到三星堆臨近的地方是否有相似的材料，文獻上記載是有，但是我們沒有親自看到，所以一切都要實地踏勘。”魯昊說，他們必須要找到附近的礦點，去系統采集樣品，有了這些玉石標本做比對研究，才能為三星堆遺址的玉石追根溯源問題提供更真實有用的數據。
2021年4月，項目正式啟動，三人踏上了去往四川的路程。團隊到達四川后去的第一站并非三星堆遺址，而是隔壁汶川市馬登鄉山上一個1967年就已經廢棄的玉石采礦口。據文獻記載，那里曾經出產過適合做玉器的軟玉品種龍溪玉（閃石玉）。
據魯昊描述，這個點位過去有研究人員來過，但是受到當時條件的局限性，沒有準確的GPS定位。這里的山高而陡峭、人跡罕至、地形結構復雜，而且受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影響，余震和山體滑坡非常常見，僅靠團隊在不熟悉山路的情況下莽撞上山絕不可行。他們意識到，找一個當地人做向導十分必要。而說起找向導的經歷，付宛璐用了8個字來形容：“天作之合、機緣巧合?！?/p>
汶川是一個羌族聚集比較多的地區，他們要去的采礦點所在的山，就在阿爾羌寨。由于龍溪玉的相關資料相對比較少，臨行前，付宛璐在查閱文獻時看到一個縣級博物館里收藏有龍溪玉的標本，便托一位剛好在汶川工作的同事去博物館打聽情況。
“那個博物館規模非常小，平時也不開放，所以像標本從哪來、產出的礦點是什么規模這些問題，問到博物館的管理人員時，他們也都說不清楚?！备锻痂凑f。
團隊負責人魯昊曾在雄安做過基層干部，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他隨即聯系到了那座小博物館所在地的村支部書記。書記聽到是來做科學研究的，非常配合，向魯昊推薦了村里一個有著幾十年跑山采玉歷史的羌族老鄉。
正是這個人，成為后來他們上山采集樣品的得力向導。魯昊、付宛璐和柴珺都稱他為“民間奇人”。付宛璐說：“他雖然是當地的普通村民，但因為自己愛好玉石，在附近到處跑了30多年，自學知識能力很強，對周圍地形也非常了解，真的算是一個奇人?！?/p>
魯昊回憶，去尋找這位“奇人”的過程并不算特別順利，第一天去拜訪他時差點撲了個空。在大山里，手機也時常沒有信號，山路陡峭也沒有路標，只能靠之前溝通的一些路邊典型標識來判斷是否走到了指定見面地點。到了指定地點后，電話一直聯系不上人，三人一直等到夜幕降臨才等來了本人，而且因為方言口音問題，第一次互相之間溝通也不是特別順暢。
魯昊說，“他就說第二天帶我們去，也沒說山路的具體情況，只是說有點難走?！备鶕嗄晏镆罢{查工作的經驗，三人帶上了地質錘、羅盤和放大鏡等野外必備的實用工具，最大限度減少了配重，在第二天跟隨向導出發了。
結果，這位向導的表現出乎了他們的意料——他不僅對整個區域玉石的產出概況非常了解，還對這次需要去實地踏勘的點位情況做了大致介紹，因為考慮到汶川大地震后原有道路的崩塌，還重新設計了一個相對合理的上山路線。他還考慮到上山采集標本的問題，提前叫回了在縣城工作的軍隊轉業的兒子來幫忙，那次去山上踏勘，沿路采集了幾十公斤的巖石和玉石樣品，下山時也多虧了父子二人的幫忙，才能把這些“寶貴”的材料帶下山來，送到實驗室去。
上山的路不輕松，山體角度非常陡峭，幾乎有60度角?；叵肫饋?，付宛璐有些后怕：“我們真的是走山羊上山的路上去的，踩著羊的腳步，我們也得跟羊一樣‘手腳并用’。”由于不是主路，這條路基本就只有人的兩腳寬。路窄也就罷了，周圍還都是荊棘，一路上山又下山，一行人的衣服和鞋子上都扎了很多刺。
當天是上午8點出發，單程走上去就花了4個小時，一直到下午5點多才下山。整個過程團隊的每個人都沒有休息，除了臨停取樣之外，一直在行進。作為團隊里唯一的女性，即使是有多年野外工作經驗的付宛璐也覺得這次經歷“終身難忘”。
同時，為了讓以后的研究人員更方便找到路，他們在艱難上山時沿著整條小道全部做了定點?！叭绻渌嗽偃フ疫@個地方的話，我們提供的資料就是一個最好的參照和向導。”魯昊說。
通過這次在四川汶川實地地質考察發現，龍溪玉礦口及河流上下游可采集到閃石玉、蛇紋石玉、大理巖、石英巖和少量綠松石。比對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材質組合和比例，基本支持了“就地取材”“就地生產”的假設，也符合《續漢書·郡國志》上“有玉壘山，出璧玉，湔水所出”的記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