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中華玉文化的時空脈絡
三星堆現有364件玉石器的成分信息全部公開
從1929年三星堆月亮灣出土第一件玉石器文物至今，三星堆玉石器終于迎來了真正獨屬于自己的“高光時刻”。
2021年4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對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玉石器進行了聯合研究，這是對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館藏所有的玉石器進行的首次系統性、全面性的科技檢測，也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下稱“地空學院”）的首次交叉學科重要合作。
“到現在為止，我們團隊是第一個對三星堆玉石器做系統、科學、全面研究的，包括已經被發掘的一號坑、二號坑，也包括三星堆城鎮遺址和墓葬遺址，現在博物館和文保中心庫房保存的出土玉石器，我們一點不落全都進行了科學檢測和分析，總共364件，測量重點是‘料’和‘形’這兩方面。”本次科研項目的團隊負責人、來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魯昊一語道破了此次研究的特殊性之所在。
在三星堆博物館的實地數據采集完成后，科研團隊迅速將數據結果進行了梳理和總結，最新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國內權威學術刊物《故宮博物院院刊》9月刊中。可以說，這樣以儀器測量和數據分析為研究方法的項目，填補了三星堆玉石器研究領域的空白。同時，這次研究獲得的三星堆玉石器的原料和形態這兩個主要方面的數據，可以為以后三星堆玉石器與其他地區、年代的玉石器進行對比研究時提供基礎依據，有助于解讀早期中華玉文化的時空發展脈絡。
在三星堆發掘集中報道期間，北京青年報記者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會議室里見到了這項研究團隊的三位主要成員：魯昊、付宛璐和柴珺。三位北大博士看起來都十分年輕，魯昊、付宛璐都是“85后”，分別在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和地空學院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年紀最小的柴珺則還是北大地空學院的在讀博士生。談到他們的“成團原因”，三人不約而同地回答道：“我們有共同的理想和統一的目標。”
為什么三星堆研究中人們更重視青銅器和金器，而忽視了玉器？
“大家對三星堆遺址的關注度越來越高，迫切需要知道它的文化來源，以及它與其他文化的交流性、互動性是怎樣的，所以其實每一種材質的文物研究都是需要補充上去的，玉石器也不例外，我們就是想克服困難做這個工作。”魯昊說，這也是他們三個想要做好這項研究的主要動力。
事實上，玉石器在三星堆器物里是被發現最早的。1929年農民燕道成在廣漢三星堆月亮灣臺地掏溝時發現一坑400余件精美的玉石器，一時間，“廣漢玉器”聲名鵲起，從而拉開了持續90年的三星堆考古序幕。
不過，近一個世紀過去，青銅器和金器成為三星堆遺址出土文物中更受大眾關注的部分。至于為什么一直以來玉石器研究相對較少，柴珺這樣解釋：“三星堆大部分玉石器都是素面的，上面沒有多少紋飾，比它早的長江中下游良渚遺址和比它晚的金沙遺址，它們的玉石器在紋飾和工藝上更豐富一些。”
缺乏文字上的證據、明顯的圖騰紋飾，這些看起來是劣勢的特點，反而在地質學上是一個優勢。“數據化的方式正好適合用來研究肉眼不可見的東西，光學儀器和幾何形態學的研究來給玉石器做補充。”年紀最輕的柴珺主動擔當起了“科普”任務，他接著說道：“古玉器的研究主要分為‘料、工、形、紋’4個方面，我們與三星堆博物館的聯合，就是要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在三星堆古玉器的‘料’和‘形’兩方面進行系統性檢測、鑒定和量化。”
受限于研究早期缺少無損檢測條件以及對古玉器“料、工、形、紋”中“料”的研究不足，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玉石器材質一直缺乏全面的檢測和研究。因此，對三星堆出土玉石器進行科學性、系統性的科技檢測就顯得十分必要，這樣的檢測可以為三星堆玉石器的成分、年代等重要信息提供數據，方便對三星堆玉石器的溯源問題提供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