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到了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彭山縣志》記載，江口漁人再獲銀鞘一件。上報縣衙后，當地立刻“派官往撈，數月獲銀萬兩有奇，珠寶多寡不一”。然而岷江江水深廣，派人淘取的成本也很龐大，最終暫停。次年，這件彭山縣衙組織的打撈事件還上報給了乾隆。有意思的是，在《清高宗實錄》中，這次打撈所獲，當地上報為“止撈獲銀三千兩”。但乾隆對這種尋寶行為并不支持，他認為，國庫充盈，當地政府根本不必在乎江底財物，反而派人打撈花費巨大。他責成上報此事的孫士毅這個“讀書人”不應如此錙銖較利，江口打撈就此叫停。
然而到了道光年間，官府依然蠢蠢欲動。史料記載，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四川官方曾專門派道員勘察張獻忠江口沉銀處，因為百姓所指沉銀地過于分散，最終沒找對地方。而據《清實錄》記載，到了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翰林院編修陳泰初在《明史》和《四川省志》中發現了張獻忠沉銀的相關記載，再次提請朝廷設法打撈。此時的清朝政府已遇到財政困難，因而對此頗為重視，諭令時任四川總督裕瑞悉心察訪，“博采輿論，酌量籌辦”。此次官方打撈究竟有無收獲，史料并無記載。
在民間，江口沉銀卻一直對百姓保持著巨大誘惑。這是因為當地漁船經常能在漁網里發現銀錠。
清代詩人沈廉曾到四川游覽，發現在張獻忠沉銀70多年以后，當地還有不少人覬覦江中遺物，想方設法下水打撈，不少人因此溺亡。為此他作詩感嘆：“江流滔滔走如駛，黃金曜日清見底。貪夫從此智力窮，無冬無夏驅人工。摸金半入江魚腹，十無一得空貪欲。”江口民間打撈沉銀，在湖南人陶澍的筆下也有所記載。陶澍于嘉慶十五年（公元1810年）奉命入蜀主持四川鄉試，途經江口時就這樣記載：“至今遺鏹卷寒濤，往往掇拾隨魚罟”。
曹鵬程介紹，關于民間打撈江口沉銀，史書記載非常多。清人陳聶恒在《邊州聞見錄》中寫道，彭山江口這個地方，經常可以撈到金銀，以致此處數十戶人家以打撈沉銀為生。他還記載過一件事：據說當時有人看到一個“斗大金印”出現在岸邊，后來又不慎落入深水。事實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前后三次的考古發掘中，已先后兩次出水“蜀王金寶”和“蜀世子寶”金印，尤其是“蜀世子寶”重達十余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