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巖說，“督理，文獻記載古代鑄幣、興修水利工程等都會設置這樣一個官職。”當“永昌督理之印”發現以后，不僅證明了“永昌大元帥”金印的真偽，也讓“永昌”二字的含義得以明確，“如果僅在金印上刻上吉語還能說得過去，但幾乎不會有政權把吉語刻在不同等級的印章上，所以這只能再次說明永昌在這里是作為年號使用。它的發現，也讓明末戰爭史的細節變得更加豐滿，因為從來沒有史料記載李自成和張獻忠這兩位更多是敵對關系的農民軍領袖，在某一個特殊的時刻還進行過合作以達到各自的戰略目的。因此，它的出現對于研究張獻忠、李自成兩支農民軍關系乃至明末清初的歷史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有意思的是，兩枚世子金印和“永昌大元帥”金印相比，顯得更加大氣莊重，所刻文字也更加精致。兩相對比，可見皇家貴胄和農民起義軍家底的天壤之別。
同類文物集中發現 勾勒江口大戰的烽火硝煙
對考古人員而言，此次考古發掘的另一枚“欽賜崇德書院”銅印也極具價值。經過清理的銅印表面鎏金，呈長方形印臺，龜形印鈕，印面篆書“欽賜崇德書院”六字。
欽賜崇德書院銅印據介紹，“崇德書院”為明代吉王所建，是王府內講學、刻書的重要場所。吉府“崇德書院”本圖書，無論校勘、版刻、用紙皆為當時翹楚，亦為后世所重，歷來被視為珍本。這枚吉府書院印，將是研究明代文化教育的珍貴實物史料。
隨著考古工作的推進，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一個現象，越往上游開展工作，文物愈發呈現集中分布的趨勢。“比如第一年發掘的區域發現的金冊最多，兩枚世子金印發現的位置也相距不遠，今年還在同一區域發現了大量銀錠和兵器。”劉志巖介紹。
這些銀錠有近600枚之多，發掘時每每需要身材健碩的男子合力才能抬回。仔細辨認，可以看到稅銀上刻有金堂、大邑、簡陽、安岳、洪雅、丹棱等字樣，可見主要是張獻忠大西政權的稅銀。據此，幾乎可以勾勒出張獻忠當年在成都的實控范圍。此外，考古人員還發現了鑄成圓形的銀餅，應為張獻忠部的鑄銀原料。而它們集中出現在江口江底的同一區域，考古人員推測它們可能曾在船上分不同的類別集中放置，后在江口之戰中一同沉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