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基層治理“金鑰匙” 開啟城鄉群眾“幸福門”

　　“做好鄉鎮行政區劃調整改革‘后半篇’文章，穩步推進村級建制調整改革”“推進新型智慧城市和數字鄉村建設”……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關于城鄉基層治理的內容著墨不少。如何將制度優勢加快轉化為基層治理效能，走好基層善治之路，成為代表委員連日來熱議的話題之一。

代表發言

　　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

　　做好鄉鎮行政區劃調整改革“后半篇”文章

　　2019年12月，雅安市鄉級行政區總數由原來的143個調整到96個。討論中，代表委員們認為，鄉鎮行政區劃調整勢在必行，這對于解決雅安市鄉鎮“數量多、規模小、密度大、實力弱”的問題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調整之后，可以更好地集中公共資源，提高服務效能，降低運行成本，促進經濟發展。

　　冉雨代表對此深有感觸：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基礎，推進和深化基層治理，必須要建成基層治理模式。在她看來，鄉鎮行政區劃及村組建制調整后，重點抓好基層黨組織建設，配齊配強支部班子，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作用，讓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領導基層治理的堅強堡壘。

　　如何做好鄉鎮行政區劃調整改革的“后半篇”文章？代表委員們從強化鄉鎮黨委領導核心作用、補齊公共服務短板、做大特色產業等多個方面進行思考。

　　李佐洪委員認為，當前，基層治理任務面臨嚴峻挑戰，各部門、鄉（鎮）要切實履職，把壓力傳導下去、把責任擔負起來，杜絕“壓”而不“實”。

　　呂剛代表認為，各級人大應在村級建制改革中，進一步發揮對相關選舉工作的指導、監督作用，更好助力基層選好配強力量，進而為基層下一步的發展提供更好助力。

　　“城鄉基層治理制度創新和能力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情況復雜、涉及面廣，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機構，難以解決目前基層治理中存在的職能分散、條塊分割、邊界不清等問題?！痹卩崢s杰代表看來，可將縣（區）城鄉基層社會治理委員會設置為實體機構，一方面有利于發揮黨建核心引領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整合和凝聚各個方面的資源和力量，解決由于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導致的資源分散、效率不高等問題。

　　強化源頭管理

　　將矛盾及時化解在基層

　　基層事務紛繁復雜。加之疫情防控任務重，如何實現“找得到、管得住、服務好”，是擺在基層工作人員面前的一道難題。

　　復工復產期間，由于房屋出租合同違約產生的糾紛凸顯。“許多租客希望減免租金，但房東出于自身利益考慮，沒有輕易答應，雙方就產生了糾紛。還有企業、工廠延期復工帶來各類合同糾紛，已經引起基層民警的高度關注。”魯瓊代表坦言，這類糾紛往往涉及法律、政策層面，但基層人力有限，需要創新治理手段來助推問題的解決。

　　這一想法和馮川江代表的觀點不謀而合。馮川江建議，在加強法院“訴調委員會”工作基礎上，法院可全面指導基層調解組織工作，可參與建設化解矛盾和促進社會治理的基層法官聯系隊伍。同時政府要加大政策、資金扶持力度，通過多渠道多方式建立基層法律服務平臺，讓案件發現在源頭，及時化解在基層?！?nbsp; 

　　在秦明文代表看來，為更好助力法治社會建設，可結合“訴源治理”中的思路，進一步充分發揮各級調解組織，以及鄉鎮村組、街道社區的作用，深化加強對各類矛盾糾紛的源頭排查和紓解，進而用最低成本將矛盾糾紛化解于萌芽狀態。

　　提升治理能力

　　法治保障、科技支撐一個都不能少

　　如何提升城鄉基層治理能力？代表們一致認為，不論是法治保障、權力監督，還是提升群眾自治能力、加強科技支撐，一個都不能少。

　　要抓住治理的“牛鼻子”。蘇朝軍代表認為：“民族地區要推進基層治理制度創新和能力創新，不斷強化法治基礎，縱深推進鄉村治理?！?/p>

　　基層不牢，地動山搖。城鄉基層治理好壞，直接關系著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成敗。“探索大數據助力現代化治理模式，推進新型智慧城市和數字鄉村建設?！苯衲甑恼ぷ鲌蟾嫔?，何玉平代表特別在此做了標記。事實上，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現代智慧治理的優勢，已經得到充分顯現。

　　“優勢凸顯，硬件必須跟上。”王穎杰代表口中的硬件指的是通信基礎設施。當通信基站密度加大，在住宅小區附近建設時，不少群眾對基站產生了疑慮。其實大家對于移動通信基站所帶來的電磁輻射認識還有一定的誤區?！蓖醴f杰代表認為，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以及通信營運商可多開展移動通信基站電磁波科普宣傳，讓市民認識電磁波，了解環境電磁輻射，消除輻射恐懼心理。

　　當前，城鄉基層智慧治理普遍存在制度供給不足、智慧化建設缺乏法律規范和技術標準等問題，特別是缺乏智慧治理立法、數據安全以及隱私權保護等法律法規，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城鄉基層智慧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為此， 張孝峰代表提出必須健全城鄉基層智慧治理制度體系，以“制”激發城鄉基層智慧治理效能。一方面，建立靈活的城鄉基層智慧治理體制機制，形成黨政部門、社會組織、公眾等治理主體積極參與的多元共治網絡，實現協同共治；另一方面，加快形成并完善有關智能治理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以法治保障城鄉基層智慧治理的有序實施。